导演韩延:致敬每个积极生活的人,这是时代赋予电影的力量

  

  跨越2020年而来,电影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不仅在票房表现上跑出了领先姿态,更在人际间日益晕开明亮的社交色彩。(海报)

  大面积降温的工作日,两张照片在微博上被热议了许久。十多位大连海洋大学的师生志愿者,给在宿舍楼隔离的学生们运送防疫物资,顶风冒雪,艰难前行。除了“致敬”,许多网友的评论里都带着一句可爱又暖心的话,“送你一朵小红花”。

  跨越2020年而来,电影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不单单在票房表现上跑出了领先姿态:上映八天后票房过九亿元;它更在人际间日益晕开明亮的社交色彩。影片里两位抗癌少年彼此鼓励的“小红花”被观众“带”出了影院,潜入了生活。“小红花”在每个人珍视的童年记忆里被重拾,成为今天代表小小奖励的意象。它被网友献给奋战在抗疫前线的英雄,被年轻人相互赠与在早起工作的途中,被每一个你我致敬身边积极生活的人。“送你一朵小红花”,俨然严酷冬天里会心的温暖暗号,佐证我们同舟共济之路。

  这般暖流深深触动着导演韩延,让这位80后确信,自己用温柔笔触描述生命中不可承受之痛、以善意眼光凝视生活里的难处,是有意义的。“其实我们拍电影或者其他文艺创作,都需要给受众以精神上的慰藉和治愈。”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,“电影印证着它所在的时代,时代也造就并左右电影的表达。2020年是个极不平凡的年份。作为艺术工作者,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。”他选择在2020年将手中打磨了四年之久的剧本付诸拍摄,是因为内心被某些东西反复冲撞着——“这种感觉促使我去表达,我想这就是时代的力量”。

   对平凡人、朴素爱的真诚观照,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人文主义关怀

  同在导演个人的“生命三部曲”之列,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常被拿来与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作比。两片相同之处,故事里都有与病魔殊死较量的年轻人,都有无畏的热爱。不同在于,前作出自真人真事,还有动人的漫画打底,电影向一个真实存在过世间的勇敢少女致敬,笔力集中,感人至深;新作从零开始原创,勾勒了韦一航和马小远两名抗癌少年命运相交的时光,也描摹他们背后的家庭、病友、陌生人,由点到面,观察当今普通中国人的家庭,观察芸芸众生。

  网上评价影片的催泪片段,有两处得到了高度认同。一处源自韦家父母,为了回答孩子那个最残酷的问题——“我不在了,你们会如何过”,他们用笨拙的视频录下了寻常一日。画面转到十字路口,绿灯亮了,观众随韦一航的视线目送父母穿过斑马线,直到背影完全没入人群,心里有根弦崩了。另一处的主角是老吕,刚失了爱女的父亲枯坐路边痛哭,一份不期而至的外卖暂时唤醒了他。袋子里有份牛肉饭,是他一直舍不得吃却总用来哄孩子的说辞,点单人署名“女儿”。

  这两幕都在韩延心头“滚”了许久。早在2016年“十一”假期的某个晚上,他便写好了过马路的戏,“痛苦属于留下的人,但离开的那一个内心也会有牵挂,不知自己的亲人会如何面对失去。韦一航的父母就用他们的方式,给了孩子一个答案,鼓励他珍惜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”。导演说,这是寄托了理想化的一种状态,暗示父母可以毫无痕迹地融入普通人;这也是无比忠实于生活本真的朴素爱,“韦家父母和我们普通中国家庭的父母一样,会鼓励孩子,会呵护孩子,也会把悲伤隐藏起来”。这一段,他写完后直到开拍也没再改动。陌生人的外卖同样是点滴生活的折射,是导演在北医三院门口的亲眼所见。人来人往间,一个提着大包袱的身影不算起眼,他走出医院、坐在路边,看车水马龙。忽然有外卖小哥递来一份盒饭,那人四下张望,似乎在寻找什么。“看到那一幕我就想,迟早有一天,我要把它拍进我的电影里。”

  许多细部都是来自创作者对日常的真诚观照。垫桌脚的纸巾、墙上的“抗癌食谱”、父亲开完专车回家后迫不及待上厕所的身影、母亲在菜市场为省一毛两毛掰下的叶子……当这些画面在真实世界里有迹可循,观众自然会为之牵动情肠。所以,人们观看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后被戳中的情感极为丰厚。有人为生命唏嘘,有人为友情、亲情、淡淡的初恋滋味或病友间的守望相助而感动,也有人为素昧平生者的同情久久不能平静。

  “这个社会之所以安宁和谐,因为大家心里有爱,很多人默默爱着我们,我们也默默爱着那些陌生人,我们是个充满爱的民族。”韩延对这一点从未怀疑过,并想通过电影去传达,因为“这是我们国家、我们民族特有的人文主义关怀”。

   相信真善美,现实主义作品其实能治愈更多人

  从情感上说,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是难免悲切的:两个本该在最美年纪绽放的年轻人,却时刻受着肿瘤、疾病复发、生离死别的威胁。疼痛的事、不容易的生活,还有少年身上“丧丧”的情绪,凡此种种,故事该怎样讲?

  这个问题,韩延被问并自问了许多次,而答案未曾动摇。“从《滚蛋吧!肿瘤君》之后,我有一种坚持,不太希望拍那种得了病有多疼、在床上辗转反侧夜不成寐的场景。”在他看来,那些东西无需赘言,真实的医院里时刻都在上演。他更愿意从另一维度来咀嚼苦痛,比如韦一航应如何从“上天不公”的情绪泥潭里挣扎出来,马小远的出现又是怎样激发了韦一航身上潜在的对他人的关切、对生活的热望。他希望用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开解那些已经或即将失去挚爱的人们。

  影片里,少男少女高仿的环游世界被拍得尤其轻灵:他们跑冰库里假装在南极旅行,在建筑工地上体验撒哈拉,穿行于喷泉底下感受委内瑞拉大瀑布……“某种程度上,我是怀着对他俩深深的悲悯心来写这段戏的。”韩延记得,他甚至有那么一瞬想要故事停留在最美的地方,而最终往下推进,依然是出于表达者的追求。“这两个孩子人生的高光时刻,就是对着充满鱼香肉丝味儿的烟囱吹风,在离不开的城市里‘周游世界’,这些我们触手可得的情境、说走就走的旅行,对他们而言别有意义。”这可能也会反向触动观众,普通人唾手可得的生活,是另一些人难以抵达的理想,珍惜当下、积极地过好每一天,便成为电影的画外音。

  “我始终相信真善美的东西。”如是观点,源于生活的沉淀。刚毕业时,韩延在老师推荐下拍了部支教题材的作品。他视之为习作,却在两年后辗转得知,有位大学生就是在看了这部影片后离开城市去往大山,决心支教一生。他也曾看过一段视频:凌晨三点,两位清洁工结束一天的工作。在公交站台,其中一位掏出两支荧光棒给老伴儿跳舞,庆贺生日。他还体会了自己转变心情的历程,起因只是司机关闭了远光灯这一小小举动。

  太多小而美的事滋养着创作者,又被他化用在创作中。对这位80后导演而言,他更愿意把创作者的本心视作现实主义的一种准则,“我一直告诉自己要保持干净的心灵去看待世界,这样拍出的电影才会治愈更多人”。就像电影的尾声,韦一航以为马小远离开后再也没人会送他一朵鼓励的小红花;突然,羊群路过,每一头羊身上都化开了小红花——这是生活的奖励,只要你主动迈出积极的一步,美好会不期而遇。首席记者 王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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